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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①：清嘉庆年间版《唐律疏议》书影，这一页展示的是对“失时不修堤防”的惩处措施。 资料图片
图②：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中的大禹雕像。 视觉中国
图③：从空中俯瞰江苏洪泽湖大堤周桥大塘遗址，林则徐曾率众修复此段堤防。 视觉中国
翻阅史册，我们能够发现古人常以水来形容一个人的清廉，可见廉与水的关联已深植我们的认知中。
中华民族有着善治水的优良传统。数千年治水实践中，涌现出一批清官廉吏，与此同时，治水治吏、治水治贪的制度不断完善，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水利廉洁文化，值得今人研究与借鉴。
名贤治水
圣人治世，其枢在水。大禹治水是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治水事件，也是水利廉洁文化最早的源头。
禹所在的年代，连续发生了全国规模的特大洪水。《尚书·尧典》载：“汤汤洪水方割，荡荡怀山襄陵，浩浩滔天，下民其咨。”滔天的洪水使百姓苦不堪言，于是帝尧先令禹之父鲧治理洪水，鲧采用壅防百川、堕高堙庳的方法，历时九年未能成功。禹在父亲治水失败之后，受帝舜的委派，继续担起治水重任，他吸取了鲧治水失败的教训，提出了改堵为疏、因势利导的治水策略，前后历时十三年，终于治水成功。禹在治水的同时，还将天下划分为九州、整理山川名录，并根据不同地区的风俗物产制定了贡赋制度。
禹躬亲劳苦，栉风沐雨，同洪水搏斗，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，其丰功伟绩、治水精神为历代所传颂，他也因此被尊称为“大禹”。司马迁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赞曰：“唯禹之功为大，披九山，通九泽，决九河，定九州，各以其职来贡，不失厥宜”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记载：“禹之王天下也，身执耒臿，以为民先，股无胈，胫不生毛。虽臣虏之劳，不苦于此矣。”这些记载反映出大禹公而忘私、忧国忧民的奉献精神，艰苦奋斗、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，以声为律、以身为度的律己精神，为政勤廉、崇尚节俭的廉俭精神。
历代治水先贤以大禹为尊，忠诚践行治水安邦、清廉自守的价值追求，留下了一段段治水故事，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廉洁文化遗产。
春秋时期楚国名相和水利专家孙叔敖以节俭贤能闻名于世，他不惜耗尽自己的家业组织开凿我国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——芍陂，改善了当地百姓生活并惠及后世。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的第一位传主就是孙叔敖，司马迁评价他“奉职循礼，为政之先”。
战国时期西门豹任邺令期间，破除迷信，惩治地方恶霸势力，兴修水利，主持修建了我国古代最早的大型河系引水灌溉工程——引漳十二渠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载：“西门豹引漳水溉邺，以富魏之河内”，为魏国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。
东汉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系统修建了千里黄河大堤，整治汴渠渠道，开启了黄河八百年安流的局面。后人评价“其功之伟，神禹后所再见者”。
隋代循吏赵轨曾对芍陂进行整修，修建了三十六门围堰，灌溉田地五千多顷。他任职齐州别驾期间，廉洁奉公、公正无私，后被征召入朝做官，父老乡亲送别时斟上一杯清水为其饯行，“赵轨杯水”传为美谈。
北宋著名政治家包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，也是一名治水能臣。他任端州知州期间，治理西江水患，围堰造地、排沥屯田、掘井取水，深受老百姓爱戴。离任时当地精制一方好砚相送，他婉言谢绝，“不持一砚归”。
北宋文坛巨擘苏轼任徐州知州期间，黄河决口，水困徐州，“彭门城下，水二丈八尺”。他临危不惧，组织民众筑堤抢险，本人也亲荷畚锸，布衣草屦，“庐于城上，过家不入”，与民众一道抢救城池，终于使徐州城转危为安。
明代海瑞一生刚正清廉、铁面无私，在治水方面颇有建树。他任应天巡抚期间，了解到吴淞江下游河段“潮泥日积，通道填淤”，立即向朝廷上奏《开吴淞江疏》，掷地有声地提出：“是吴淞江一水，国计所需，民生攸赖，修之举之，不可一日而缓也！”最终疏浚吴淞江河道，成功解决水患问题，成为江南百姓心目中的“海龙王”。
清代名臣张伯行在康熙年间亲自督修黄河南岸堤坝二百余里，日用车马皆自备，毫无所染。调任江苏巡抚后，发布了轰动一时的《却赠檄文》：“一丝一粒，我之名节；一厘一毫，民之脂膏。宽一分，民受赐不止一分；取一文，我为人不值一文。谁云交际之常？廉耻实伤。倘非不义之财，此物何来？”张伯行严于律己，始终秉持清廉操守，被康熙誉为“天下第一清官”。
道光年间著名河臣栗毓美秉持“廉洁奉公，真心爱民，不辞劳苦，持之以恒，真心实力，不敢苟且偷生，不敢随俗”的为官之道，为治河降耗发明“抛砖筑坝”法，力排众议以砖代石修筑堤坝，任期内节省官银130余万两，被百姓供为“河神”。
晚清林则徐不仅是民族英雄，也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水利名臣，河南林公堤、新疆林公渠、林公井等都是他治水的见证。他主修洪泽湖大堤期间，要求每块铁锔都要刻上堤段负责人的姓氏铭文，他自己亲自督修的堤段，铁锔一律铭刻“林工”字样，若发生工程质量问题，堤溃锔现，查验铁锔上的铭文就可以查证该段工程负责人，是谓“铁证如山”。
建章立制
水利是历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公共事务。为加强管理监督，我国较早形成了管理和监督相制衡的水利工作体制。
管理机构方面，先秦时期就设立专门管理河流、湖泊的职官“川衡”“泽虞”。《周礼·地官司徒》记载：“川衡掌巡川泽之禁令，而平其守”；“泽虞掌国泽之政令，为之厉禁”，明确其职责是负责颁布保护河流湖泊的政策法令，并履行监督处罚职责，保护水资源。秦汉以来水行政管理机构逐渐专门化，如汉代的都水长丞，三国时期的水部曹，隋唐工部下设有水部，明清工部下设都水清吏司等。
监管机构方面，唐代以前多为临时派遣大臣，并临时授以使职，如西汉建始四年（公元前29年）黄河决口，朝廷急派校尉王延世为河堤使者前往堵口。宋金元时期始置都水监，为中央政府的五监之一，除管理水利、舟船航运及堤防外，还有考察各级官员提出的治理计划并对其进行监督的职责。明代设总理河道一职，总理河道大臣一般都带有都察院、工部和提督军务衔，在负责管理黄河和运河河道、保障漕运畅通的同时还履行监督职责。清代设河道总督，赋予其节制监察的权力。
传统社会管理和监督相结合的治水工作体制，是我国水利行政管理和监督检查相结合工作体制的雏形。
水利工程事关公共利益，涉及不同用水主体。历代为规范水利管理、协调水事关系，建立了一系列水利法规制度。
清代晚期，学者在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唐代《水部式》（残卷），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水利管理法规，规定“诸溉灌大渠，有水下地高者，不得当渠造堰，听于上流势高之处，为斗门引取。其斗门皆须州、县官司检行安置，不得私造。”强制性规定郑白渠的用水必须以灌溉优先，以此约束都城王公贵族霸占渠道和水源用于私家水磨坊、水碾坊的行为。史载泾阳大地主霸占郑白渠水源，导致下游高陵等县无水灌溉，高陵县令依据《水部式》控告并胜诉，反映《水部式》对权力运行的有力监督。
《唐律疏议》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、最早的古代成文法典。其《杂律》第424条规定：“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，主司杖七十”“诸盗决堤防者，杖一百”“其故决堤防者，徒三年”，将不修堤防、盗决堤防列入法定罪行。
宋代《农田利害条约》规定，对于不按规定兴修水利的地方，加强督促并罚款，罚款用为工程建设费用。金代《河防令》规定了中央、州县的河防职责，堪称金代的“河长制”。每年汛前，户部、工部、都水监派出河防检视官、散巡河官、都巡河官沿河巡查河防，考核是年河工岁修情况，并检查次年春修备料，待秋冬黄河安流后才能回京还职。
明清时期的法令条例也都设立了失时不修堤防罪、不修圩岸及修而失时罪、盗决故决河防罪、盗决故决圩岸陂塘罪等。清朝还制定《河工考成保固条例》，河务工程在保固期限内失事，承修官或降级，或革职，或罚俸。雍正六年（1728年）推出“销六赔四”的办法，承修官除受行政处罚外，还需承担经济损失。
古代水利法规制度建设，通过调整人们对水的占有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，保证了对有限水资源的充分利用，同时也体现出对官员的监督、考核、惩处，督促治河官员履职尽责、克己奉公。
以水比德
古人重视以水比德，将水的自然特性引申到人格、政事等领域。
《道德经》说：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”，将水人格化，极为推崇水所象征的至善境界。《管子·水地》云：“夫水淖弱以清，而好洒人之恶，仁也；视之黑而白，精也”，以水的颜色来比附人的“仁”与“诚实”。
《荀子·宥坐》中记载，孔子认为水的特质似德、义、道、勇、法、正、察、善化、志，孔子对其均有解释，如水“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，似德”“以出以入，以就鲜洁，似善化”“万折也必东，似志”，所以君子临水必观，从中获得修养德性的力量。
《孟子》记载，“民之归仁也，犹水就下，兽之走圹也。”即民心归顺仁政，就如同水顺流而下，野兽奔向旷野一样，由此劝诫君王，只有施仁政于民众，从人民的利益出发，才能使百姓望德而归。这些都反映了古代朴素的清廉如水的道德观念，对公众也起到了教化作用，值得当今社会汲取和弘扬。
总体来看，我国古代孕育了内涵深厚的水利廉洁文化，其中蕴含的治水为民、不畏艰险、崇廉拒腐、秉公用权、严守法度等价值追求，对于今人而言依然具有意义。（作者：朱水吉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