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论语·里仁》有言：“我未见好仁者，恶不仁者。”孔子这句话的意思，不是说他没有见过崇尚仁的人，也没有见过厌恶不仁的人，而是说现实中，少有既崇尚并践行仁，又能对不仁的事情、现象明确表达厌恶的人。
具体到个人的品行，突出地表现在，一方面，自己既认可并努力追求好的品行，却又抵御不住不良诱惑和侵蚀。另一方面，对他人身上存在的不好方面，只要不牵涉自己的利益，就不管不问。好仁，人之天性也；恶不仁，则需要“用力克己”，尤其难也。
且不说普通人，即便是受孔子教育多年的弟子，能同时做到“好仁恶不仁”的也寥寥无几。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，自视甚高，喜欢“方人”，即喜欢拿自己的优点跟他人的缺点作对比，让孔子发出了“赐也贤乎哉？夫我则不暇”的感叹。而孔子大抵是一个既好仁又恶不仁的人，他之所以离开鲁国，颠沛流离地周游列国，是因为他在落魄时不会为了当官而与不仁者同流合污。相反，他在掌握权力之后敢于向不仁者进行斗争。
这句话或许只是出于孔子的经验总结，却深刻点出了关于仁不可或缺的两个维度。历史上各个朝代并没有参透“好仁”“恶不仁”的辩证关系，选人用人有时只注重前者而忽视后者。于是大讲仁义道德，但忙于不堪之事的有之；只顾所谓的清誉，对同僚、下属和身边人的种种丑行不加干涉的也大有人在。前者的问题因显而易见，不胜枚举。后者虽迷惑性更大，也早为智者所识破，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，曾借阎罗王的口，斥责这些人“公一身处处求自全，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，非负民乎？”
中国共产党人将“好仁”的赤诚追求与“恶不仁”的斗争精神，融入管党治党要求之中。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一些共产党人身上的旧作风、旧习气，承认“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”，还曾在《反对自由主义》中指出某些问题，“因为是熟人、同乡、同学、知心朋友、亲爱者、老同事、老部下，明知不对，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，任其下去，求得和平和亲热，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，不作彻底解决，保持一团和气。结果是有害于团体，也有害于个人”。我们党开出的药方，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既要时刻检省自身的问题，也要实事求是地指出同志身上的问题，认真对待同志对自己的批评。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，而且“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，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”。
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，行动上却干着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事情，这样的人显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。新征程上，只有同志间经常红脸出汗，把问题解决在萌芽，党的队伍才能越来越强，真正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。
